一
如果说中国有哪一个地方让我二十年来一直挂念不已，那一定是徽州，或者现在应该称呼为黄山的地方。
2000年9月，我和爱人结婚时，有个想法是去黄山转转的，但因为当时我们的家里都出了一些变故的原由，手里实在是没有能够计划出来的旅费，最后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花费少许多的云南，做为我们新婚的旅行地，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遗憾纵然是遗憾，不过二十年来，有意无意地，因为这个遗憾的存在，对于与徽州有关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却在我平时的学习，乃至生活中，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所以，比起二十年前，我们只是单纯地想去看看黄山的风景，如今我更想去感受的是徽州的人文、地理，以及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更想看的是新安江畔耸立着的，那无数个代表权贵、贞洁的牌坊，更想去走一走那爬满了衰草的马头墙错落出来的烟雨小巷。
明代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戏剧家汤显祖曾留下一首千古绝唱：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在这首诗作之前，汤显祖还附了一段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诗序说明了汤显祖当时的生存状态十分不佳，乏绝的意思是困穷潦倒。那么在穷困潦倒时，他的朋友吴序为什么要建议他去徽州游玩呢？最后为什么又不果呢？其实这里做为朋友的吴序，是想让当时已经辞官不做，在家寥落的汤显祖到徽州去，寻求复出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寄托在当时已经退休，赋闲回徽州歙县故里的朝廷重臣许国身上。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依然矗立在歙县古城内的许国八脚牌坊，就知道许国当年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在朝廷的身份有多显赫。虽然退了休，但许国曾经是当朝皇帝的老师，又是受万历皇帝倚重的权臣，所以只要他愿意推荐，汤显祖的人生确实是可以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而诗句里的“黄白游”，明指黄山和白岳（齐云山），实则是暗喻黄金和白银，即官位和俸禄。
事实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已经把徽州描述成了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地方：要沾染些财气，多半得到黄山白岳之间的徽州去。这确实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明清时期的徽商名满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个令世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可这一切与徽州绝伦天下的风景之美无关，与潦倒的剧作家也没有什么关系。因而，这首诗与其理解为是作者对大美徽州风光的赞美。到不如说是汤显祖在表达自己不肯低头求人的一种心态：都说富贵在徽州，可惜我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要去徽州！
那么，汤显祖最终是否去过徽州，无从得知。序里说不果，至少说明当时他没有为稻粱谋。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传世的《牡丹亭》，才有了惊艳世人的临川四梦。而他留下的这首千古绝唱，如今却成为代表徽州文化和美景的一张名片。我想，这才是大剧作家无论如何做梦也想不到的。而这句传世的诗词，其词意如今也被重新定义：一辈子想去人间仙境，可做梦也没梦到的人间仙境，原来就在徽州。
不管怎么解释，或者怎样去理解，徽州自然风光的美和历史上曾经的显赫富裕，都超出了我的想象。一生清贫不敢入繁华，真正能够让我释然的，我想，也只有去徽州走走看看了。
二
我终于来到了徽州。
到达黄山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的九点。走出黄山高铁站，淅淅沥沥的秋雨，稀稀落落的旅人，和几处冷冷清清的灯光，让我一时怀疑起来。若不是很快出现在眼前，热情地帮我们提拿行李，前来接站的司机小吴师傅，我真以为下错了站。
“这是黄山市吗？”在去往酒店的路上，一路稀疏的灯火，和冷清的街道，让我再次感到有些疑虑。
“现在是旅游的淡季，平时没有多少人。”小吴大概感觉到了我的疑惑，边开车边解释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人就更少了。”
“平时，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穷的。”顿了一下，小吴有些不无羞涩的说。
穷？听到这个词，我有些吃惊。这大概是在我脑子里，所能想到定义徽州时，最不可能出现的一个词！这里可是历史上赫赫有名，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曾富甲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的徽商发源地。
说起徽州商人曾经的富有，有这么两个故事可以为证。清代乾隆时期，徽州歙县商人江春，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江春等人都铺张接驾，并以布衣上交天子，传为一段佳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江春等数名盐商，自愿捐银400万两，支援朝廷用于小金川战争。后来战争胜利后，乾隆诰授江春为光禄大夫，官居正一品，并赏赐顶戴花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例。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因接驾有功，一同被封官加爵的十六名盐商中，徽州商人就占到了十四人。此外，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江春等一众徽州盐商迎驾均都尽心尽力，倾力报效，总共输送朝廷白银1120多万两。仅1784年正月乾隆帝南巡, 江春等盐商为了皇帝奖赏沿途人士，就捐银100万两。可以说用富可敌国来形容这些盐商，绝不夸张。
还有一对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建造了专为乾隆游赏的园林。但就在乾隆到达的前夜，发现园林内竟没有设计湖泊。于是当即雇用数千工人，花费数十万两白银，一夜之间就建造出了“三贤祠”。乾隆爷见后不无感叹地说道，天下之富，不过徽州商人，我确实不如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以富闻名天下的地方，如今却被冠上了穷字的标签，是我绝没有想到，也不敢想的。
历史上的徽商起源于晋，到了唐宋时期，徽州除了竹编、木器、瓷土、生漆等传统商品的行销外，徽州产的茶叶、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明星产品开始在全中国热销，并走红于海内外。徽商的发展也逐渐兴盛，至明清两代，徽商开始称雄中国的商界，财富的累积达到极致。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来自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山多地少，另外从魏晋以来，中原一带战乱不断，使得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徽州地少人多的状况。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徽州一带有一句流传的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也就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明代史学家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是在外经商的。
其二是徽州自然环境结构形成的特点。徽州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送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其三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了徽商对外商品的运输。徽商经营的物品种类很广，而以食盐、茶叶、木器、典当最为典型。这些经营商品的运输，在没有机械动力运输的年代，水运成了最便捷，也是最经济的商品流通运输模式。这些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也给徽商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
在黄山游走的几天里，我一直试图找到一点当年徽商发迹时的影子，或者说是找到一点历史上徽商取得大放异彩成功背后的根因。然而，我知道这很难，时过境迁，文化的形成如果没有特定的背景，适宜的成长环境，是很难被再次复制的。
几天里，以往旅游时很少光顾商店的我，为了这个根因，甚至开始积极地，流连于各处景点的门店、摊贩和市井。几天下来，我竟然熟知了著名的黄山烧饼有几种口味；徽墨酥散装的和盒装的那一种更正宗；以及太平猴魁是叶大的好还是叶小的好。从这些不同的经营地点，不同的商品种类，但质价却惊人统一的信息里，我有些兴奋，因为我感觉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点那个根因的端倪。
历史上，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是他们有很高明的经营艺术。首先就是他们诚信的处世风格。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等基本的商业道德，博得了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也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胡仁之在大灾之年，不为高价赚取粮食利润的诱惑所动，坚持平价销售粮食，救灾民于苦难之中，以换取百姓在丰年长久的信任。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在珠江做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些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了徽商的名牌标识。
其次，徽商普遍有着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以及无处不在的市场排外情绪，都从肉体到精神上，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能吃苦著称的徽州人，肩负父母及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前赴后继、义无返顾地走上经商之路。徽州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后，自感无脸回家，直到他的儿子许尚质长大后，走出家门，又继承了父业，艰难创业。父子两代前后在四川经商二十年，虽然后来积累家资百万，也不敢奢靡忘祖。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标志碑。
其三，徽商宽厚的心态，仁义的处世风格，使得他们更能互相合作，抵御商海狂潮。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非常执着和擅长，对处理同宗人士的往来关系，也非常得当。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聚拢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年老后，留给子孙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而自己活到老，学到老，还是感到“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历史上，有句谚语“无徽不成镇”也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于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运营，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在这里，可以用三个层面来理解这句话：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偏僻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那么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过徽商曾经繁荣，后来因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那么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游逛了几天黄山各地的商品市场，也收获了各种口味的黄山烧饼，味道确实不错。只是这种带梅菜肉馅的食品，并不适合我越来越高的血糖，我感兴趣的也只是隐藏在黄山烧饼背后的故事。好在，走到哪里都是五毛钱一个的价格，很亲民。而每一个黄山烧饼都能看见肉馅的品质，带回去给同事品尝，也一定不错，所以并不浪费。
四
说到徽商的成功，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贾而好儒”。徽商为了生存和竞争的考虑，走出了一条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经营环境的路子。
在这里首先就要提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安徽绩溪人胡雪岩，没错，就是那个著名的“红顶商人”。在创业初期，胡雪岩以敏锐的眼光，投资了王有龄这支潜力股。他挪用了东家公款500两银子，支持王有龄北上求官。为此，当时东家还把他解雇了。后来，随着王有龄的崛起成为巡抚，而胡雪岩就开始了如鱼得水的红顶商人生涯，最终官居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在皇城里唯一可骑马的商人。
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在著作《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王茂荫。王茂荫出身于徽商世家，而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的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
回顾山西的晋商与徽商，在明代前期本来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重要的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个个重视文化教育，注重自身修养的提高。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山西商人对利益的追求，要远大于名。家族在选择族内孩子的人生道路时，按照惯例，总是叫资质一等聪慧的孩子从商，而资质中等偏下的孩子才去读书应试。结果就造成，从商的因为文化知识的缺失，商业经营受限而难成大器。读书的才智平庸，又很难中得科举，仕途不畅。如此以来，怎能敌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徽州一带至今还有“一人不读书，不如一头猪，一家不读书，不如一窝猪”的谚语。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
在计划前往黄山旅游之前，我其实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所以对于徽州地界自古贤人辈出的辉煌历史，我应该是见奇不怪了。但在歙县雄村游览的时候，我还是被惊到了。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个弹丸之地，曾经走出去那么多的达官贵人。我是惊艳于坐落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的竹山书院，因何可以仅在明清两代，就走出去30位进士，54位举人和5位朝廷一品大员。
徽商鼎盛数百年，遍布全国。而读书，是徽州的一种共同的社会风尚，入仕是理想归属，状元是目标，进士是阶梯。在徽州，秀才是不起眼的，举人也不足提的，只有殿试录取的进士，才是可以上了宗祠牌坊的。在歙县雄村，现在还有“四代一品”、“父子丞相”的牌坊，来记录和宣示这个山村家族曾经的显赫不凡。当然，他们确实也有这个资格在这里宣示，因为这样辉煌的成就太值得敬仰。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经济基础，徽州大量的官员及文人雅士，不间断地学习进取，加大了文化的交流与吸取，这既是一种权力基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基础。宋代以后影响中国八百年的新儒学创立者朱熹，他不仅被认定是徽州人，而且长期在徽州讲学、祭祖，进行学术活动。南宋以后，徽州的暂时稳定与繁荣也为朱子学说的传播与扩散形成了促进力量。“朱子家训”，朱氏后裔的“朱伯卢治家格言”，在徽州都是家喻户晓的，形成了统一人们行为的思想基础。
在这里，我还想郑重地提到一个人：现在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朱晔老师。朱晔老师是安徽省望江县人，经济学硕士，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目前已是发表出版了多部历史专著、长篇小说、散文集的知名作家。朱晔老师长期以来在历史学和文学上，对我的不吝赐教，让我受益匪浅，只是因我的根基浅薄和懒惰，辜负了他对与我如同兄长般，亦师亦友的关心。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朱晔老师，是因为朱晔老师就是徽州朱熹的后人。
在我游览徽州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婺源。计划是寻找一点朱熹创立理学的历史痕迹，以此缅怀一下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然而，因为时间关系，未能如愿。好在，我还有朱晔老师的《寻根婺源》，可以弥补一下这个缺憾。
五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全称，发源于徽州休宁县境内，又称徽港。在明清以前，徽州基本没有陆上道路通行，一代代的徽商走出大山去从事商业活动，养家糊口，基本只能选择船运。因为河流是徽州的主要交通道路，而新安江则是徽商赖于生存的母亲河。
那么，想要了解徽商的故事，去感受他们曾经的苦难和荣耀，我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走一走新安江。
九月的新安江，正好是雨季。沿江顺流而下，四周到处飘散着朦胧的水汽烟雾，背景衬以黛青色的山形，由远及近，由浓而淡，渐次递减色度。近处，徽派白灰色以马头墙为特点的民居错落有致、菱角分明。远处，逐渐模糊的山体，仿佛一抹水印在天体下自然地渗开，一直延伸到远方。在白色和青色之间，则荡漾着绿莹莹的一脉江水，清澈、明亮、清秀。
游船穿行在新安江上，沿岸两边一处处古建民居，白的墙，黑的瓦，一座座威严耸立的青石牌坊或老或旧，处处透露出它们悠远的历史痕迹。残垣上的衰草，在年月的缝隙里偷生，苦长。绿了，黄了，红了，褐了，枯了，然后落下，萎成一把碎屑。和古老的牌坊一起给人留下一段凄惨美景。
终于要离开徽州了，就像每一个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徽州商人，虽有万般不舍，却又只能义无反顾。
新安江边的码头，成就了多少徽商，就矗立了多少冰凉的牌坊。这些牌坊后面又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翘首期盼着，儿子、丈夫、父亲回家团聚的女人和孩子，没人能数得清。
历史就像这条清澈的江水，静静地流过来，又静静地流向远方。山外有再多的变故，这里的风景依旧，流水依然！
而被母亲、恋人、孩子凄楚的呼唤牵挂着的徽州商人，脚下的路，却越走越远，他们迈出的步伐，悲怅而又沉静。
【作者简介】
何勇，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理事，现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渭南分行华州区支行。作品散见于《渭南日报》、《城市金融报》、《陕西传记文学》、《陕西城市金融调研》等报刊杂志，业余从事写作二十余年来，累计在各类媒体发表文学作品六十余万字。
[责任编辑 鲁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