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写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作家的思想与情怀、心灵境界与作品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在工作之余，我也创作、出版了散文集《生命礼赞》《墙缝芦苇》、社会家庭问题长篇小说《雨霖铃》、西部风情系列小说《紫金城里哟呵嘿》、诗集《圣像与阳光》等，不少篇章得到同行的认可，被选入各种选本甚至中考、高考试卷、模拟试卷，还荣幸的成为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首批（2017-2019）入选人员。通过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文艺创作的讲话、论述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我觉得，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必需有情怀，即树立深广的天下情怀、涵养深长的人民情怀、培育深切的人文情怀、修为深厚的哲学情怀、志存深远的工匠情怀。下面就作家情怀问题的个人体会，与大家作以分享，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作家要树立深广的天下情怀
自古以来，有学问的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就是以“天下情怀”为己任。从班固的“爱国如饥渴”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到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毛泽东的“天下者，我们的天；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无不充满着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兼忧天下的意识，作为当今的作家，当从中汲取营养，体味教诲，为自己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提供思维方维和实践途径乃至思想支撑。努力写出“不同、不俗、不凡”的作品。“不同”即与他人不同、与过去不同，写出自己的特质，写出不同与他人的风格；“不俗”即强调深化作品的思想，在凡人的肩膀上站起来，在他人的港口深下去；“不凡”即在文本功要超越、超常、前瞻，写出世道人心，写出时代的魂灵史，心灵史写出时代的欢乐、痛苦、诉求，体现人性、人的命运和永恒的关注时代的史家境界。因为历史是文学的营养和起点，文学与历史是互相照应、相互暖心的，时代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是文学的高境界。历史是国家与民族的传记，个人是灵魂的呈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为北宋儒学家 张载的名言。当代哲学家 冯友兰将其称作“横渠四句”。由于其言简意宏，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其意思是读书人其心当为天下而立，其命当为万民而立，当继承发扬往圣之绝学，当为万世开创太平基业，说出了读书人应当有的志向和追求：天下、万民、圣贤之道、太平基业。也应为我们所有从事写作的人所效仿。
纵观历届鲁奖、茅奖的颁奖词，无不是对作家思想和天下情怀的褒扬。
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塬》无不闪耀着文化积沉，中国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性，陕西文坛的“三座大山”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贾平凹的文学素养更多来自中化民族文化。我们要书写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情愫,但绝不回避对假恶丑的鞭挞。贾平凹说过：“当今社会是一个焦虑的年代，一些作家在批判社会的不合理，批判社会上那些丑陋的阴暗的东西，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所暴露的人性中的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是对社会错误的一种纠正，是对人性缺陷的一种修补。”文学作品就要起这样一种作用。写作就是要解决人类的困境，展示人类在这一时期人性中复杂的东西。这也是作品的视野问题、格局问题、胸怀问题。一个作家的视野不大，没有全球性的对比或者参照，不可能有优秀的作品产生。写作者要在全球的视野下关注我们的社会，关注我们的民生，进行自我的独立思考，这是我们现行写作需要思考的一个话题。正如著名散文家王宗仁所言：“看到了，想一想，记下来。”
二、作家需涵养深长的人民情怀
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人民就是咱爹咱娘，就是平凡的劳动者、穷苦的老百姓、青年伙伴，甚至就是我们作家自身。我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就生活在人民当中。我们的写作，就是写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不懈追求和不息奋斗。
贾平凹先生前不久在给我们陕西作家讲课中说：不光是文学创作，任何文艺创作的人都存在写什么东西、给谁写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要写就写当下的中国生活，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现在这个社会是全球一体化，人类有个共同的命题，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正在努力改变自己，正在努力赶上世界的潮流，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努力的摆脱贫困和种种导致贫困的制约，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过日子，怎么想的，把这个写出来，让外边儿的人知道。在这个日子里有没有柴米油盐，吃没吃到肉，这个肉是怎么做的，怎么吃的，吃的时候是坐在桌子上吃的，还是端着碗蹴在地上吃的？是老的先吃还是少的先吃，端的碗是瓷碗还是木碗，桌子是什么桌子，蹴着的人靠的墙是土墙，砖瓦墙还是水泥墙？吃的时候旁边是不是有鸡有狗，有没有苍蝇，如果有苍蝇，这个苍蝇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厕所是在屋子旁边还是在屋子后面，是已经用了马桶还是旱厕。在吃的时候，有吃的多的也有吃的少的，吃的少的对吃的多的是不是斜眼看他，是不是吐吐沫，是不是发脾气或者骂人甚至打架，打架是怎么打的，谁来管的，是居委会来管，还是村上镇上派出所来管的，还是大家去庙里发誓磕头的，还是村里的长者来主持公道等等等等。这样一写，外面人就知道你这个家过的好不好，家长管理的好不好，这个孩子孝顺还是不孝顺，同时也清楚了这一家人在什么情况下是和睦相处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互相仇恨和嫉妒的，所以说写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自然而然写出了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人性的变化，这些东西就是文学的意义。在别的地方我也谈过，现在中国作家普遍写东西里面都有批判的成分，揭露的成分。我也讲，现在的社会在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它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物质丰富，一方面焦虑更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性的一种表现。
如今，许多作家来自农村、爱写农村，但今天的农村不同于以往的农村，土地在萎缩，人口在减少，农民与市民几乎没有啥区别。而许多写作者的世界观对乡俗文化的认识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的认识。乡俗文化是儒家文化，秀才、先生、儒、儒生与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概念上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怀疑、反叛、批判的东西，而传统的乡俗文化则不同。如今的乡土乡情写什么？如何对新重新书写之？许多人在欣赏乡土，寄托完成自我，是写美好的乡情，是站在远处看乡村，写成“独善其身”’的寄托，其骨子里是清高，却并非是真正的乡土。一些写作者在新的环境下关注乡土，仍是站在高处呐喊，指责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如何写现在的农村和农民，应该有新的视觉。过去是从省城看县乡，现在则要从村组看乡镇，从乡镇看县市，再看省城，以至从省城看全国，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目光结合起来，便可深入内部，便会看到根本性的东西。一次笔者到黄山旅游，一游客问步履艰难的挑夫：“你一挑的东西有多重？一天能跑几趟？”挑夫理都不理，径直颤巍巍的行走。同行的一位美女则不然，她将随身携带的小食品、矿泉水递给挑夫，热情地与之招呼、攀谈，挑夫停下了脚步，耐心回答她的问题，达到心与民的沟通，这就说明同情不可怜、尊重不卑视对一个底层人来说是对等交流、深入交心的基础和出发点。
北大教授陈晓明说过：“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卡夫卡也说过“文学的本质是同情”。其实，心头与笔头想通，血管与笔管相连，作家本身就是人民的代言人，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也是人民，我们怎能不为自己而写？
我们提倡主旋律，但不回避文艺创作中的百花齐放；我们宣传正能量，同样不摈弃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性。
三、作家应培育深切的人文情怀
我们从事写作的人要明白野百合也用春天、迟开的花儿未必不芬芳。作家就是要从“花生”身上看到“人生”，这就是人文；要明白活着比死去更为艰辛，这就是人文（张洁的《一棵树》就是例子）。 同是一棵树，如果生长在植物园，那是植物学家呵护的“圣婴”；如果生长在科研所，那是科学家眼中的风景；如果生长在作协大院，作家望着它，也许心潮激动，为它挥笔抒情，可它偏偏生长在一条小巷的小餐馆旁，不能享受美味，常常有人将鼻涕、浓痰向它身上甩吐；不能享受清茶香茗，常常有人将肮脏、污杂的泔水向它脚下泼、浇、倾倒，它默默无语、默默忍受，但内心却愤懑与不平，为什么同样的树一同从大山里来到京城，命运竟会如此不同？我因此想到我的两个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一直在一个班，同时从一个乡镇的相邻村社进入省城念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班，直至毕业分配时，一个同学分到省城财政厅，另一个同学却分到乡镇供销社一个基层单位，十多年后，在省财政厅的同学成了处长，乡镇供销社的同学成了下岗职工。直到今天，省城的同学成了高干，乡镇的同学靠给人打工维持生计，是后者不努力吗？不是，是机缘的阴差阳错，就像大山里走进城的两棵枝苗，一棵到中南海，一棵移植到戈壁滩或小餐馆前……这就是人文情怀。
还有夜壶与茶壶。有人说，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入诗，比如“茶壶”；但一些不美好的东西不能入诗，比如“夜壶”。我就想为什么呢？就因为茶壶盛的是香的供人嘴巴喝的东西，而夜壶盛的是膄的供人下体排泻的东西吗？我想到了两个同样来自土地的新兄弟，由于机缘的关系，一个跟着大领导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一个跟着环卫工整天掏大粪运垃圾，一个享尽人间富贵，一个受尽他人白眼，那是他的错吗？如果他俩万一相逢，将会说些什么话呢？你能说夜壶的生活没有诗意吗？你能说它不高尚没有奉献精神吗？可又有谁愿意去赞美它呢？只因服务的对象不同，一样的来自泥土，一样的无私丰献，却享受着天壤不同的待遇，谁能够从心底说茶壶比夜壶的“壶格”高贵，或者说茶壶比夜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呢？但我见过用茶壶当夜壶用的，都很少听说谁用夜壶当茶壶用，这是为什么呢？要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想通了，想明白了，这就是人文情怀。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公交车上、地铁上、候车室，甚至飞机上，尖声哭泣不已的孩子，的确令人陡添烦躁，甚至不满、不快、反感。然而，你再看看那位年轻的母亲，即使他使出全身解数，也无法让小儿安静，一脸的愧疚、歉意、无耐、无助和羞愧，是孩子不舒服吗？他或许太小了，没法表达自己的心愿，只能一味的哭闹。比如，在飞机上，当飞机降落时，他或许不像大人做吞咽动作或深呼吸，用手按压耳蜗以缓压不舒适……对此情此景，你如果以常人的目光与对待，只能更加反感不安，如果你从人文的心态与对待，你则会想到人生不易，成长的艰难与很多事情的无奈，你就会同情理解这位年轻的母亲和无辜的小孩，甚至会伸出自己友爱、温暖的手，去扶帮她，为她支招、解围，减轻压力……
把人当人看，把别人当自己看，把自己当别人看，这就是人文的取向。南非总统曼德拉几十年的时光是在狱中度过的，出狱后不懈努力，赢得民众信赖当上总统，当时监狱的看守很害怕他会报复，曼德拉宽宏大度，与他为善，以德报怨，他明白看守的职责就是管犯人，如果他不对犯人严加看管，那才是失职。曼德拉理解那位看守的工作。他说“如果不能把痛苦与愤怒留下身后，我的心仍在囚室”。这是多么强烈的人文情怀！
人生有长度、宽度，更要有深度，人生的第三维度不在寿命，不在生活圈，主要看他是否有从文情怀，作家的人生更是如此：优秀的作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人文情怀，就是对整个人类，全部世界的关怀。
四、作家必修为深厚的哲学情怀
任何文学都是形象化的哲学。文学不是某种概念的阐释、表达，而是指价值取向，作家要有哲学情怀，要表达出自己的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是酒色财气呢还是其它。我们整日看天看地看手机看鱼缸，是否看到人生的方法论？是否看到社会系统、人生过程与物质矛盾？是否能清醒地认识自己？
有人这样认识自己，说：“我从产房走来，我向太平间走去，我是一个病人”。这让人明白，死亡、爱情、病痛是文学的房屋的主题。
有人这样认识自己：说“我从大地走来，我走向大地，我是大地的儿子……”
哲学对文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哲学家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的人生，鲁迅思想许多组成要素就有许多来自尼采的大脑，而茅盾的创作思想很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郭沫若的直接表达，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后来的《随感录》等，哲学弥漫于他们的情怀。
孩子—情人—老人是人生的哲学的形象表达，文学就是讲生活中的哲理。
好的作品，是广大、驳杂、混沌的集合体，花未全开月未圆，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是位很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也很会辩证地看问题。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作品没有现代性是不行的，那样甚至连发表都发表不出来。同时作品没有传统性也不行，没有民间性也不行。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没有个人化的风格更不行，最后要落实到自己的风格上。
写作的寂寞就在于对现实的不满和追求美好理想这两个事情。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肯定是接受了外国先进的东西，才能取得如此的进步。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根是中国的。河水才最先进的最根本的，但是河床呢，却是中国的，水从河床上流过，它滋润着河床，冲击着河床，也悄然改变着河床，正如河流中流过的水永远是新的，而今日的河床已经不再是昨日的河床。
过去西方人对中国的污染特别有意见。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是制造污染。后来我想这就跟住楼房一样。住楼房都要装修。一般人住进去，以后后面来人在砸墙，再砸地板再弄水泥，叮叮咣咣，尘土飞扬，那住好的人肯定不满意。中国就像这栋楼上后来入住的人。人家都住安静了，咱们才买了房子，才过来装修。必然吵闹必然会有污染，必然引起左邻右舍对咱的不满。可以说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伴随着入住新楼而来，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原来好多家庭，好多国家都装过房子，只是咱现在装的比别人晚了一步。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不要砸墙，在上班儿以后再去砸墙，注意在装修的时候把过道给它清扫干净。这是新装修户要做的事情。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基点不同，从语言方面来，汉语是短句子语言，西方是长句子语言。短句的语言是语言的调料，始于直觉、判断，更多带有感性色彩。而长句语言始于逻辑规律，始于理性的色彩多一点。语言是决定人思维，中国和外国的语言就不同，思维也不同。第二个是地理环境不一样。地理环境对塑造某一个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是五分之三的山地，种不出庄稼。五分之二的耕田，在这五分之二的耕田里，你要养活中国人。多少土地打多少粮食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一直在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左右着中国人的语言。决定着中国人的理想，制约着中国人的风俗。他的道德，甚至他的社会组织系统。还有他的生活方式。有了这样的地理条件就一定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因此农业社会就得顺天应势。从天时认识到“道”和人间的秩序，又从这人间的秩序中整理出道德和信条。以及社会组织的形态，政府的职能，法律的条文。四是人口和生活方式。中国密集的人口也就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缝隙特别小。人一多就容易人挤人，人挤人的时候就容易暴躁，财富和资源就不够分配。分配的时候，稍有不公，就会争夺。所以人口也是我们在讨论生活方式中重要因素，人多，独处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没有独处，也就是很大意义上失去了个人。在这几个基本东西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政策如何、体制如何、意识形态如何、社会矛盾如何、生活的幸福感如何、人的尊严和自由度如何，才更为客观。明白些这些，作品中的批判、鞭打、不合理的阴暗、丑陋的部分就可能击中要害，就可能能揭示出社会问题的本质。现在一些批判、揭露、处处的不满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些视角是西方人对待中国的视角。这种视角如同今天我们对待朝鲜，其实我们对待朝鲜的看法是通过一些媒体产生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也是通过西方的一些媒体报道产生影响的。真正朝鲜内部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也很少。反过来对于我们内部的一些东西，西方人了也不一定知道那么清楚。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要学习西方，用他们先进的东西，来逐步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推动我们的变革。但同时还要深入了解我们的国家，深刻理解我们的社会情况我们的民情。既要全球先进的东西，也要民族有价值的东西，在文学上就要将这两点化成自己的东西。
有一篇外国人评价爱因斯坦的文章这样说道，爱因斯坦是一个天真的人，有时候会被小人和无赖欺骗。但天真的人有他自己的观察模式，他有时能够通过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依靠那些传统智慧和普遍接受的意义所提供的那种视角。正是这样使他与当时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对抗，勇敢地提出了引力波和光亮的独立性。爱因斯坦是一个追求宁静的人，这个全然不为赞誉、不被世上空前的盛名所污染的人，是个有信念、为了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勤奋工作而拯救自己的人。这篇文章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也强调了要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不要受传统的智慧局限，不要用普遍被接收的角度和观念来看问题。这当为写作者所效仿。
五、作家要具有志存深远的工匠情怀
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人就是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程度的人，而能把活儿干到尽善的人就是“工匠”。我们今天提倡“工匠精神、大匠情怀”，对作家来说，就是要有出精品，推力作品意识。常言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就是提倡作家要有耐得寂寞的精神、潜心修炼的意识和创作精品的情怀。
如今的文学创作不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学的狂热现象不可能再现，当时书刊报少，媒体不发达，文学中含有大量新闻元素，现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从都是传话筒，人人都是麦克风，文学中的新闻性大大减少，更为纯粹，文学成为一部分特殊敏感人群的一种工作。现在新媒体发展以后，文学里面的新闻性大大的减少甚至消失掉，文学变得更纯粹以后，文学就回归到它本来的面貌，这是很正常的。文学本来就是特殊一部分人的特殊、敏感一部分人的敏感，所以任何写作都是给一部分人写的。就像开饭馆一样，就像川菜馆是给爱吃辣的人开的，粤菜馆是给爱吃淡的、甜的人开的。一个作家的作品期望受到全面的欢迎，那是不可能的。尽管你吃辣不吃甜，但是你要承认甜绝对也是个好味道。尽管你吃素不吃肉，但是你要承认肉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要以这种心态来对待文学现象。但对创作和写作本身来讲，这个社会诱惑比较多，作家必须潜心创作。
写作者要善读书，要明白深入生活和阅读经典同样重要。那些轻视阅读、远离经典的法式不可取。经典是一个时代终极价值观的代表，永远不会过时。唐诗宋词如此，汉魏散文亦如此。每个时代有作为的文人，都是那个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悟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在你面前涌动。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里如果没有书和书的教诲，是成不了大器的。不想读书，只读了几本书就想成为作家、好作家，那是不切实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一本书作家”（高玉宝、崔八娃及其他作家）的悲剧或叫现象吧，就是因为作家本身不读书或读书太少造成的。读书是解决各类问题瓶颈的捷径，读书可以不断发现人的秘密、社会时代的秘密，包括自己的秘密。作为从事写作的人，我们要善于在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己的创作生涯。
作家不能存在任何投机心理，去拉关系，靠运作来夸大宣扬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尽一切力量来做到潜心写作。凡是爱搞文坛人际关系、爱耍小聪明的，爱投机的，说穿了就是不自信的表现，而且影响自己的写作，浪费写作时间，也不可能将作品写好。贾平凹说过：“写作要耐烦，就像一个人在地里播麦子，累得腰酸背痛抬头一看，麦田看不到头，这个时候你必然会有烦躁感。所以耐烦是世界上要干成大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能耐烦，啥事都能办。耐得住烦，就能写出好作品。”作家不能不痛不痒的搞文学，尤其是不要在微信圈里晒一些不值得让人认同的、低层次的、浅薄的东西。微信圈是最容易暴露人的缺点的东西，即便成功也是小家之气，永远成不了大名堂。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有目标，有大目标的人。必须明白，一万个盲目群众的认同，不抵一两个有修为的文学圈内人士的真诚评判。这就是人类史、世界史，这就是作家的人文属性和历史本意。因为文学的标准是唯一的以艺术性标准评判的而不以认可的人多少为标准，这就是要求写作者尽量出精品、上大刊，而不要一味的小打小闹。很多事情是属于一部分人做的，不是属于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写作亦然。文学圈是一个精英集萃的地方，核心仍是作品质量的高低而不是炒作热烈的程度。正如已故的著名作家路遥所说的：“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
现在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时期，党与国家对文学创作都十分重视，关键是我人要潜心写出好作品，写作一定要克服不耐烦，不少人写着写着就不耐烦了、不甘寂寞了，而甘于耐烦、甘于寂寞是能否干成大事最重要的途径。作家一定要潜下心去创作，首先是过好日子，然后才能搞好事业。要排除一切干扰，下定决心去写作。如果纯粹追求名利，欲速则不达。只要你成功了，一切自然都会来，包括宣传、评论，要靠组织的力量，不要靠个人单打独斗。我们关中农村人在扬场时常说这样一句话：“好风来了，就趁机会多扬几锨”，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
白来勤，西安人，1965年生，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秘书长，灞桥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首批（2017-2019）入选人员。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读者》《中国金融文学》《延河》《参花》《诗神》《台湾·葡萄园诗刊》《欧洲时报》等海内外150多家报刊台屏，屡获全国性征文大奖，中国金融作协“德艺双馨会员”称号获得者。
[责任编辑:鲁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