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的八百里秦川曾是《诗经》的发祥地。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游，滔滔河水自北向南倾泻，急流汹涌地跃过龙门，在巍峨的华山脚下，来一个急拐弯向东奔流，在这里与渭水、洛水会合，共同孕育出一片广袤的平原叫关中，富饶美丽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号称“天下粮仓”，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曾是《诗经》的发祥地。

《诗经》的时代是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公元前11世纪至前5世纪，最初是周王朝为应用而编集的三百乐歌。八百里秦川是周人发祥和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周始祖后稷居邰(今陕西武功县)，公对迁豳，古公壹父又迁于周(今陕西岐山县)，文王建丰邑，本王迁镐京。丰、镐二京一水之隔，地处八百秦川中部，是周王朝的政洽文化中心。《诗经》中的周人开国史诗记载着他们的兴起和建国的历史。秦川东部的渭南、洽川带，本是夏人的兴盛之邦的重要活动区域，周王朝在这里接收了夏商南代积襄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成果。孔子说“周监于三代”，即指灿烂的西周文化是对夏商两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从《诗经》的《风》《雅》《颂》三个部分进行考察，产生时代最早的是《周颂》八篇，全部是西周初期和中期制作的宗庙祭寺巳乐歌，制作者是王公贵族和在王朝掌管序音乐的太师(乐官)，应用于宗庙，这些作品当然产生在丰、镐二京。二《雅》中的《大雅》篇，是周王朝的朝会乐歌，作者是朝廷的公卿大夫；《小雅》4篇是贵族宴享乐歌，作者是公卿人士和少数下层贵族，他们的创作和最后配乐制作完成，也必然在京都。

《风》诗160篇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地方乐歌，应用于贵族的各种宴享集会，其中《豳风》篇，《秦风》10篇以及《周南》、《召南》中的早期作品，都产生在秦川的东部和西部。其他诸《风》虽采自各国，最后也集中蓟朝廷的乐官手里产生润色和编集。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这样的辑集已经进行。我们说以丰、镐为中心的八百里秦川是《诗经》的发祥地，正是因为《诗经》的大部分乐歌在这里产生，并且最初在这里编集。东迁后，东周的朝廷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辑集，完成了《诗》三百篇的规模。孔子的时代，《诗》因周王朝的没落而散佚，孔子进行的收集和重要的整理工作，除了去重，主要是正乐和雅言。正乐，如《诗》三言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韶》是虞舜的乐舞曲；《武》是周初期制作的；《诗釜》中《大武》乐歌所用的乐舞曲；有一种乐器叫“雅”，是从夏代夏地传下来的，周代作了一些改进；成为当时贵族社会的礼乐；《颂》乐是祖先神灵的乐舞曲，与原始时代黄河中游沿岸流传下来的祭祀乐舞有必然的联系。孔子把《雅》诗归《雅》乐，《颂》诗归《颂》乐，即“各得其所’，雅言就是“夏言”，是长期传承下来的，通行于以镐京为中心的秦川地域的普通话，孔子的《诗经》中各地的方言土语变为雅言，实现了词语和声韵以秦川通行的语言为标准的统一。

所以，《诗经》的语言是规范化了的先秦汉语的代表，其原产地在秦川。从《诗经》大多数歌诗的产地、所写的内容看，最初的编集它所用的语言和乐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八百里秦川就是《诗经》的发祥地。

国内有多位名学者、名作家到洽川风景名胜区来，有的甚至多次来，他们或写文章，或题词留言，称洽川是诗之源或“情诗之源”，或《诗经》发源地等等，我认为上述定位并不准确。我说八百里秦川是《诗经》发祥地，这片发祥地中心是丰、镐，西部是岐地、豳地，东部是渭南、合川。《诗经》的大部分歌诗产生，在这个区域，《诗经》的语言是这里的雅言，许多歌诗的乐曲也是这里的乐调。全部作品在中，心地编集，所以只能说《诗经》发祥在八百里秦川，不能只归属其中的一地一点。说《诗经》发祥地是八百里秦川，不是和洽川没有关系，而是包括洽川，洽川还是发祥地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很重要的地方。可以把洽川比喻为这片土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经》中有20多篇，或者为洽川人所作，或者歌唱洽川的人和事，即作品的素材来自洽川，而且洽川还散布着许多《诗经》的文化遗迹，如我们考察所见的古迹、民间传说禾舞、民间艺术和民间建筑等等，都在散发着《诗经》的乡土气息，可以说，洽川是积淀深厚的《诗经》文化之乡。洽川是中国爱情诗之源，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中国最早的爱情诗产生在洽川，《关雎》是中国书写诗歌中最早的爱情诗，产生在西周初期，距今三千多年。不可否认，在这以前也会有讴歌爱情的民歌民谣，那属于口头文学，《关雎》则是爱情诗中由口头歌谣转化方书写诗歌的第十篇作品。这里有个问题，即《关雎》是不是歌唱年轻时的文王和太姒的爱情故事，而且是最初产生于西周之作?根据民间传说、自然地理众多的古注，我们还没有证据来否定。

第二，孔子整理《诗经》，把《关雎》编定在第一篇，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以此来阐明爱情婚姻是人伦之大事，也是礼乐教化的重要内容，这就肯定了爱情诗存在的价值及其符合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由于孔子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影响，无人能够推翻，所以爱情诗在以后能够大量产生，以其表抒健康的、真挚的感情而进入大雅之堂，即使提倡“剪女之大防”的封建卫道派也难以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由《关雎》开始了中国古典爱情诗创作的长河。

第三，孔子把《关雄》作为推行诗教的首篇，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他评论《关雎》这篇乐歌：“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爱慕而不越轨，“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睦也止乎于义，先王之泽也。”(《毛诗序》)这里说的“先之泽”，指文王的礼乐教化，即诗中的“钟鼓乐之’’，合乎礼法的女式结合中国古典爱情诗很多，不超出《关雎》所开启的基本格调和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关雎》当然可以称作源，在这个概念上所以加上“中国”这个定语，因为世界各国都有爱情诗，中国与欧美在上古很少有文化与文学交流，欧美古代的爱情诗与《诗经》无关，所以有必要加上这个定语“情诗”，而称“爱情诗”是让这类诗的题材扩大一些，“情诗”这个概念，一般是表达男女的爱慕和思念，“爱情诗”则可涵盖与爱情有关的诸如恋爱、婚姻、离异、背弃乃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等等题材和内容，这些诗在《诗经》中也为数不少。

（作者简介：张卫平，男，1957年生，汉族，陕西安康市人，大学文化，高级审计师。先后在陕南农村插过队、当过工人、央行经济师、交通银行基层支行长、银行报纸主编等。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经济、金融、审计学会理事、西安金融学会理事、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国内经济金融报刊杂志及网站发表专业论文及调查报告130多篇。在文学创作中，有多篇随笔、散文、小说在《经济日报》《安康日报》《陕西保险报》《交银秦风》《丝路金融文学》等报刊及网站发表；《我的蹉跎岁月》（回忆录）在网络发表。现在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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