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昭王时期的国相石奢，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

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

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

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又是不忠。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

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这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法律怕熟人的经典案例，虽然它已经过去了2500多年，但法律怕熟人的故事一直沿袭至今，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在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增加使用者和使用对象，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替代法律的潜规则，一种被广泛接收和认可的信仰和理念，一种让人们既深受其害、深恶痛绝的社会之病变，又让人们大得其利大肆推崇的社交之宝。人们对它既恨之入骨，又爱只有加。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把宋代的包拯、明朝的海瑞当成神，当成青天大老爷。如果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就不可能出现包青天、海青天这样的人神。因为那里都是移民国家，建国的历史很短，没有那么多熟人，没有一层套一层的关系网，只有法律才是它们的治国理政的最佳选择，人人尊法守法才是大家共同的理念，就连总统也常常被弹劾、被抓进监狱，何况一般人。

说起中国的熟人圈，大致有五种缘由产生：血缘、姻缘、宗缘、地缘、学缘。有关研究表明，由于五缘关系，每个中国人至少有40个直接熟人。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同事的同事，朋友的同学、同事，同学的朋友、同事，同事的同学、朋友，乡党的亲戚、亲戚的乡党等等，每个人的熟人圈可能就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熟人好办事是大家的共识。所谓好办事指的是态度好、效率高、其本质则是牺牲应有的办事依据，省去某些必须的办事程序，是违规操作，是执法犯法，是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制度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的胡作非为和徇私枉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制精神的核心要求。

按照法制精神的要求，石奢的行为就属于徇私枉法，就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其父亲的行为更是杀人要偿命，他们父子二人均应得到法律惩处。

然而，楚昭王没有下令追捕并处死石奢父亲，是对法律的不敬不遵，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楚昭王赦免石奢，也属于不合法行为。司马迁没有对石奢父亲杀人未被惩处加以谴责，却对石奢徇私枉法自愿接受法律制裁大加褒奖，同样不符合真正的法制精神。

话又说回来，在以宗法治理为政治基础，以皇帝分封人财物为经济基础，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为法治基础，以“三纲五常”为善恶美丑是非评判的道德基础的中国古代，楚昭王、司马迁的做法无可非议，他们并没有违反当时的以情理法为序的法制精神。

社会发展到今天，宗法政治、分封经济、刑不上大夫的法制理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已经被消灭或废除，建设法制中国、公平高效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国家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期盼，但法律怕熟人的病灶却深深渗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骨髓中。

君不见，父子、上下级上法庭对簿公堂被人称作不孝不忠；兄弟、好朋友互为被告被称为不讲情面；职工将单位告到法院被认为没有良心；朋友间借钱要打借条被称作不够朋友等等。许多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务，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或者按法律程序办事，将会被绝大多数人嗤之以鼻，当事人双方都会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人们的非议。

只要敢上法院，原本可以和好的父子、兄弟、朋友关系会立即反目成仇、绝交断交，法律非但没有起到调解和缓和家庭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法律让当事人双方终生势不两立，甚至世代结仇。

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任重而道远，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非常符合中国国情。

所谓道德怕生人，是与法律法熟人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熟人社会，由于相互熟悉、相互了解，彼此之间有很多利益瓜葛，要长时间、多事情的相互支持和帮助，有可以钳制对手的很多熟人做后盾、担保和威慑，所以大家都清楚干缺德事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大家都能守规矩，相互不欺诈，相互都用善心、义气、礼貌、礼节、规矩的要求，对待对方，相互表现得都非常理智。

但是只要进入生人社会，吹牛不上税，哄死不偿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安全，胡整乱来之事就层出不穷。

欺诈、坑蒙拐骗、缺斤少两的对象一般都会选择生人；吹牛只对不了解自己的人有用；见死不救，只因为那个人不认识自己；小偷都会找生人下手；妓女只给生人提供服务，一般都去外地；没有礼貌在不认识的人之间几乎很普遍；再色胆包天的人也不会对熟人耍流氓；赌场主要赚生人的钱……

中国的传统道德发端于农耕文明时代，那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通讯手段落后，人们的社交圈极小，几乎全是熟人，很少有生人闯入。

18世纪全球工业文明的掀起，对拥有5000年历史的农业大国的农业文明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筑堤加坝，还是没有防住西方列强用工业文明的产品—坚船利剑毁堤摧坝。

20世纪开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武器的信息文明之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被撞击的头昏目眩、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21世纪的中国，算是以农业文明为主、工业文明为主还是信息文明为主？笔者不得而知。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期的法律和道德是小学文化程度，武器是大刀长矛；工业时期的就是初中程度，武器是坚船利炮；没有互联网的信息时期是高中程度，武器不仅有坚船利炮，还有导弹原子弹；有互联网的信息时期则是大学程度，武器出前者的全部外，还有网络武器、激光武器、无人机等等。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国人，现在全世界都在教大学课程，我们也加紧与世界接轨，普及大学教育，培训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学生、研究生。

然而，如同中国足球，我们在国际各种竞争中屡遭失利并产生巨额亏损。堂堂人口大国、文化大国、经济大国，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我们，足球水平竟不如亚洲许多弱旅，连争个亚洲第八还要看别人脸色。

我们这才发现，原来我们仍然提着大刀长矛，用只有小学课本上的法律道德和知识与人家拥有各种尖端武器、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搞竞争！我们不仅欠缺先进武器，更缺乏战胜对手的斗志、信心和决心！不仅缺乏技术和知识，更缺乏信仰和道德！

愿有识有智有德之士尽快写出中国的法律与道德初中读本、高中读本、大学读本，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懂得什么时候、什么事该用法律，什么时候、什么事该用道德，如何使用？让我们尽快走出法律怕熟人，道德怕生人的陷阱！

[责任编辑：云鹤]

史罕明，男，1964.8月生，陕西铜川人。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曾在西安公路研究所、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生态林带建设管理局、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从事会计工作，现任陕西省公路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出版专著《公路交通财务会计问题研究》，散文集《巴人雅趣》，散文集《幸福在哪里》正在审稿中。兼任陕西交通会计学会会长，为西安市作协会员，陕西交通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