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为期一周的银行信贷高管培训活动。走进古朴厚重的校门，徜徉未名湖畔，仰望博雅古塔……心中既有对这所百年学府辉煌历史的敬仰，又有能到顶尖学府聆听各界巨匠教诲的自豪，还有对青春流逝风华不再的失落与慨叹，感受五味杂陈，难以言表。

说来我与北大也是有缘的，我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北大函授教育毕业生正经八百地坐进北大的课堂，即是圆我一个少年时北大梦，也算是认祖归宗吧。

我的老家在烟台福山。作为县一中尖子班的理科学生，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更不说少年梦里的北大末名湖畔徜徉读书了。高考落榜对自己的求学之路是一个不小的坎。说起来怨不得别人，自己父母是公办教师，高中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所以学习中就少了些动力，高考名落孙山自在情理之中。

1980年的冬天，我到福山县边远的回里公社农行营业所上班了。那年我16周岁，单位离家40华里，骑着家里的旧自行车，在沙土路上骑行一个来回要五个小时，有时中途还要下来修车。

白天坐在营业室的柜台里，主要工作就是办理储蓄存款、为单位办理结算，那时候的储户存款多是几元、十几元，几百元，过千元的就是大户了。公社驻地除了公社革委会（现在称镇政府），再就是派出所、粮管所和银行营业所几个单位。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几个公职单位的人都在公社食堂搭伙，大家见个面、打个招呼，日子久了便都成了朋友。到了晚上，由于银行要值班，家在当地的员工多数回家，只有我们几个刚入行、家又在外地的青年在所里住宿值班，唯一的娱乐就是放在营业室的19寸日立彩电。电视只能收两三个频道的节目，最受欢迎的节目要数人家日本的《排球女将》，小鹿纯子英姿飒爽的形象我们这些小青年有点儿着迷。有时晚上停电，电视看不成，我们就点上蜡烛看会儿书或者早早上床就寝。

营业所几百米外有一条蓝烟铁路，铁道一头连着烟台，另一头通往青岛、济南、北京或者更远的地方。为了打发寂寞的业余时光，我常常一个人来到铁道上，脚踩着铁轨，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心里幻想着有一天能够乘坐火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这样封闭枯燥的环境里工作、生活，对一个初出校门、怀揣些许梦想的十六七岁的我来说，简直如临困境。我曾经为没有努力苦读求学而懊悔。不要说什么北大了，就是烟大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时明白失去了才是最宝贵的道理。为了排解穷困乏味令人窒息的环境带来的苦恼，只有读书学习、勤奋工作。于是，我把扔掉的高中课本又捡了回来，认真地学习银行业务，苦练珠算点钞等基本功夫，很快我的会计业务水平在营业所里就排到第2名，第1当然是我的师傅，他是主管会计。翌年，我师傅因工作出色被调到县支行工作，所里“主管会计”的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在缺少娱乐、没有爱情的日子里，我又待了一年。1983年初，挨到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春天。

那一年，我被县支行推荐参加电大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农行烟台电大班，开始了历时三年的脱产学习。电大虽不是全日制院校，但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易进难出，如果有一门补考不及格就要退学，我们班就有中途退学的。二是电大选用的教材多是国内名校的教课书，讲课的也多是这些名校的老师。虽然学习以收看电视为主，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却是名校的真传。这三年，我还是很努力的，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及至1986年毕业，我获得了总行“优秀电大学员”称号，全校120名学员仅有两人获此荣誉。

电大毕业后，我回到福山支行，被分配到县里最南面的一个山区营业所工作，从家里到单位与我原来工作的乡镇差不多远。营业所安排我担任信贷员，分管水泥厂、杏酒厂等几个镇、村办企业。那时候胶东地区乡村企业全面开花，昔日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经理、厂长。我们的营业所设在镇政府驻地叫张格庄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出了一个名人，航天员王亚平，这是后话。1987年初，县支行为加强宣传工作，就把我这个有点写作爱好的小青年调到了支行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熬夜加班“爬格子”的文秘生涯。

转眼到了1989年。那一年，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都有大事发生。那年春天，我登记结婚了；那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那一年，农行进行第二轮职称评聘，我通过了经济师职称评审。还是那一年，支行人事科长拿着已评审通过人员的学历证书原件到省行审验，不小心让小偷拎走了那只装着我们学历证书的皮箱。我苦读三年获得的那本引以为豪的红色证书，从此与我绝缘了。

1990年，我被调到城区一个办事处当主任。领着十几个人，管着大小二十几个贷款客户。存款、贷款、催收利息，贷后管理，真是忙啊！繁忙之余，对丢失电大毕业证的事还是不能忘怀，也试图补办，但未成功。转眼到了1992年冬天，偶尔翻看烟台日报，发现一则招生启事，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烟台教育学院联合办学，招收专升本学员，平时函授学习，节假日北京大学老师过来面授，学期3年，毕业时发北大本科证书。那年我28岁，女儿也快3岁了，我还幻想着通过继续学习增加一点学历资本，于是就报考了。结果我们那个区3个人去考，就我得中，从此开启了与北大结缘的3年学习历程。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北大毕业证书确实来之不易。首先是路途遥远。我们面授的地点在烟台教育学院，离我家近60里。那时公交很不方便，为了赶时间，我花了近两万块钱买了一辆光阳踏板摩托车，这几乎是我全部的个人积蓄了。早上7点出发，风驰电掣赶去学校。夏天还好，最难熬的是冬天。烟台北面临海，冬天寒冷的北风裹携着雪花，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掠过中国东北，跨过渤海湾，直接吹到人的身上，说刺骨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御寒，老母亲为我做了一米见方的小被子，骑车时把它折放到双腿上。即便这样，有时骑到半路，还是免不了要停下来揉搓一下冻僵的双手。这些年，天一凉，胳膊、腿关节就疼，估计就是那些年骑摩托车落下的后遗症，也算是那本北大毕业证书的副产品吧。其实这些也算不得啥，真正对我的考验还是课业能不能顺利过关。我英语的底子差，但是人家说要取得北大的本科学历，英语必须过关。心里打了退堂鼓，就告诉班主任王老师：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要退学。王老师劝我：不要放弃。建议我找英语好的同学补补课。同班有位中国银行的刘姓女同学，英语好，为人也好。我主动接近，拜人为师。刘同学不吝赐教，总算过了这关。到了1995年秋天，终于收获了3年辛苦努力的果实，不仅获得了北大本科毕业证书，还得到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5年以后，随着分配到基层的本科学生逐渐增多，不少原有专科学历的同事纷纷寻找各种渠道充电补课，而我却可以坐下来长舒一口气了。感谢那位人事科长弄丢了我的专科证书，感谢北大与基层联合办学，感谢曾经鼓励帮助我的王老师和刘同学！

回想自己三十多年的工作历程，真是与北大有缘。正是曾经认真努力地念过电大、北大的书，让自己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多了几分理解。以后又参加过人民日报新闻函授、国家司法考试，隔三岔五还有点没啥学术价值的“论文”刊发。高师职称、职场竞聘，那本虽然不太正宗的北大学历对咱的学识水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佐证作用。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这次的北大之旅，我仿佛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找回了些许的自信。一个庶出弟子，也不算辱没了那本北大毕业证书吧。我想，一个人，只要是认真的读过了北大的书，就无愧于一名北大学子。

从四九寒天执笔，如今已是三月阳春。窗外虽然春寒料峭，但迎春、樱花、海棠依然迎风绽放。

                          2016年3月于泉城

                                                             [责任编辑：云鹤]

【作者简介】王传韬，1964年生于山东烟台，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农发行山东省分行信贷管理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