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中的流年，总有一些故事不曾走远。每每回首起来如散落在天际的星子，在季节轮回的歌声里辗转飞扬。

——题记

我的父亲出生在陕西武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随后我的奶奶又相继生了三男两女，总共姊妹7个。

我爷爷在48岁时，因病不幸去世，我奶奶一人守寡养活7个子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5个男孩都能活命，将来也能娶上媳妇，无奈，最终奶奶忍痛将四叔、五叔送了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不幸被评为地主，父亲也被迫辍学在家，从此，成分问题像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我家头顶，一家人整天担惊受怕。三个男孩眼看着一天天长大，却订不下媳妇，奶奶整天以泪洗面。后经人介绍，我父亲才找了个同样是地主成分，一样有姊妹7个的王姓人家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

听母亲讲，他和父亲结婚前就见过一次面，谈了20分钟的话,第二次见面时就由大舅妈领着办理了结婚证。父亲与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于1972年的正月初四正式结了婚。母亲说，那天天气异常寒冷，空中飘着鹅毛大雪。父亲步行10余里一步一滑地将母亲接回了家，空中的雪花是上天为他们绽放的婚礼礼花。父亲家与母亲家走小路也要相隔10里路，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10里路可真不短，外婆真不忍心将母亲远嫁西山（其实并没有山，而是母亲家在东边，地势高一些，人叫东岸子，父亲家在西边，地势相对低一些，又相隔10里远，母亲家那边人把父亲住的村子称“西山”），但也是因为成分问题确实没办法。

就这样，母亲背着一床棉被及简单的陪嫁品进了父亲家门，也就是这一床棉被承载了父母一生的幸福和温暖。

这条棉被是由一条大红色的织锦缎面和纯白色手织粗布里子，中间填充着自己家攒了几年的棉花手工缝制而成的，被面上的图案是一条中国人喜欢的神物“龙和凤”，寓意着龙凤呈祥。被面规格要比现在的1.5米床铺盖的尺寸稍小一些，原因是那时候在我们关中老家，家家户户睡得都是土炕，土炕一般窄而长。这床窄而长的结婚嫁妆虽没有现在的棉被松软、轻巧，但特别厚实、缓和、喜庆。听母亲讲，那时为买这条织锦缎被面可费了不少神，还是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大舅托人从外地捎回来的。母亲的另一件陪嫁品是一条褥子，褥面是天蓝色的洋布底子上一条条红色的鲤鱼活灵活现的游来游去，寓意着鲤鱼跳龙门。母亲的这一床仅有的陪嫁品真的最后也如图案上的寓意一样，为我家带来了好运。

奶奶看着母亲陪嫁的棉被比自己为父亲结婚缝制被面好，让母亲将嫁妆收起来，先不要盖，等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再拿出来盖。后来,不管是父亲去修宝鸡峡水库，还是当民办教师，以至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考上西安财经学院（现在的交通大学），每走一处，背的行李中，都少不了母亲陪嫁的这床仅有的棉被，它凝聚着全家人的期盼与幸福，更凝结着母亲一份沉甸甸的爱。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看似门当户对，其实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纯属媒妁之言，父母意愿。而且母亲当时没有上过几天学，而后来父亲却幸运的上了大学，再后来进了银行，凭着自身实力一路打拼，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母亲却大字不识几个，但母亲为人善良、勤劳、朴实，一直在家照顾老人、小孩，还要去生产队挣工分，供养父亲上大学，几乎所有的家务活全靠母亲一个人干，瘦高的个子也让扁担压得有些驼背。所以，这也许就是父亲后来无论官做多大，始终没有嫌弃我的母亲，反而不离不弃，让亲朋好友羡慕不已。

1995年，我也有幸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临走前，母亲还是将她那条唯一的，也是盖了几十年的陪嫁品拆洗了一番，又让我拿上，因为时间太长，缎面已严重褪色，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和艳丽，里面的棉花也成了绦子，没有了当初的松软，所以母亲专门买了一条粉色的被套套在上面。我对母亲说，现在都啥年代了，还让我拿这旧被子，咱好歹也是一堂堂大行行长的千金，盖这岂不让同学笑掉大牙了，话音刚落，我看到不善言谈的母亲顿时脸色变了，赶忙说:“好、好、好，您别生气了，我拿上就是了嘛。”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床被子不管再旧，在母亲眼里都是最漂亮的，是她心中最美的“嫁妆”，也可谓我家的“传家宝”，比什么都珍贵！

就这样，这床旧棉被直到我参加工作一直都伴随着我，它已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棉被，而成了我家世代相传的“老古董”了，它既承载着父母的爱情以及我们家族的历史变迁，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现在每每家人团聚，父亲总是调侃的说一句：“你妈当年是背着一床铺盖入社来的”，而母亲总是默不作声，但一脸的幸福。这时，我总会在一旁迫不及待的插一句：“正是由于我妈的这一床被子为你遮风挡雨、御寒取暖，才带来了一生的好运和幸福，我妈才是咱家的大福星呢”，全家人顿时哈哈大笑，其乐融融。

细数那条旧棉被陪伴我们的过往，那些平淡的岁月，才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时光。

[责任编辑  鲁洋]